我与王蒙先生相识于十几年前的北京。记得当时王蒙先生正担任文化部长之职，公务繁忙，轻易不接受采访。但听说是内陆省会报纸的文学副刊组稿，还是拨冗相见，并提出一些合理建议，答应有好稿一定相赠。足见先生虽身居高官而心怀文学事业，对基层的一份文学报纸也不吝关怀和扶持。印象中王先生精力充沛、健谈，根本不像年届耳顺之人。尤其对本埠的了解，话中提及的街道、小吃和人事，有时竟令我这本地人也不知所以。且王先生话语平易、亲切，毫无大家高官之作派，当年所提办刊教诲，至今仍在受惠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王蒙先生已年过七旬，但仍担任着全国政协常委等诸多要职，仍笔耕不辍。见他言行精神也一如当年，不由得感佩称羡，但王先生还是连说他老矣，身体精力已大不如从前。这次王蒙先生来并，是应省有关部门的邀请，为领导干部作历史文化讲座的。讲座结束之后，利用晚间休息时间，接受采访。

那天上午，王蒙先生演讲的题目是《文学的启迪》。晚上与我们谈的最多的仍是文学。王先生认为，历史的过程是文学的重要资源，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，丰富的历史资源成了文学书写不尽的重要内容。尤其在古代，“文”与“史”就分得不很清楚，鲁迅说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作品，其中的历史事件都那么生动，那么有个性，比如《鸿门宴》，充满了戏剧色彩，读得人惊心动魄，简直不像历史。历史不会那么生动、夸张。正因为历史进入了文学，文学选择了历史，历史才变得更动人、更有趣味了。还有中国汉语母语的表述效果，同样生动而魅力无穷，是其他语种很难企及的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关云长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，曹操纵马向前，欠身问云长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”“无恙”非常传神，包容了丰富的情感和内涵，用其他语种简直没法翻译。

爱情向来被视为文学永恒的主题，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把爱情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。王蒙先生说，爱情其实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，无产阶级也有爱情。我国自古以来的民歌，讲述的大都是无产阶级的爱情、穷人的爱情。爱情这种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有人说是从青春、从生活、从人性那里来的，但如果没有文学，没有文学的包装和美化，光靠青春的火焰，那还是爱情吗？一男一女见了面，会说什么话呢？会不会把美好的相会变得简单、粗糙，甚至惨不忍睹呢？因此，文学对爱情的装饰是必不可少的。正因为有了文学的参与，爱情才会更加充实，更加完善，才会充满诗情画意。自己在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常拿薛蟠和贾宝玉作比较，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，都是大少爷，爱玩儿，爱女孩子，任性。但为什么人们喜欢贾宝玉，而把薛蟠看成一个流氓、小霸王呢？关键是贾宝玉能把对女孩子的爱写成诗，写得还非常优雅，薛蟠就不行，即使偶尔写一两句，也纯是恶作剧，根本没法提。这就是说，贾宝玉的爱是经过文学美化了的，是诗性的爱，而薛蟠是原生态的、粗糙的爱，甚至是一种低级趣味。这样就把两个人完全分开了，不懂文学的人，他的爱情也是苍白的，缺乏人性中一切美好的因子。至于人的其他情感，比如母子之情、朋友之情、主仆之情等等，都是一样的，都离不开文学的美化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感谢文学，是文学使我们的感情生活有了美的内容、善的内容和德行的内容，也使我们的感情生活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具有独特的意义。

文学不仅美化了人的情感，还反映了丰富复杂的人生世相。在此，王蒙先生为我们列举了一些中外文学作品个案。比如有的作品写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，写得入木三分，非常沉重，也非常刺激。《史记》中苏秦的故事就很典型。苏秦在贫贱失意时，家人也轻慢他，当他大富大贵时，大家就尊敬他，连昆仲妻嫂都“目不敢仰视”。而有的作品把人生写得那么凄惨，把社会现实写得那么黑暗，这是因为作家大都是理想主义者，理想和现实社会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。其中也不能排除作家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真实反映和诅咒，像雨果、托尔斯泰，他们对那个黑暗的社会有比较清醒的、理性的认识，所以，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结果，更是站在人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去观照和评判那个社会。当然，文学所反映的也不全是黑暗面，比如有的作品就特别突出人生的美和善，突现美好的年华和生命的熠熠光彩。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，尽情地讴歌了生命的光明、欢乐和爱。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不少是歌唱光明、寻找快乐的，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调。正因为有了这些作品的存在，虽然人生充满了种种遗憾和曲折，但总让我们坚信，生活是美好的，人生是值得的。这也许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

文学是生活的反映，人们的生活更离不开文学。文学丰富了我们的语言，文学拒绝平庸，所以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。文学有时还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因为它总是用形象的、直观的感受来把握、探讨这个世界，给人一种更立体、更真切的对生活、社会的认知。故而，文学对我们的意义是多层面的，世界有了文学的存在才更显得五彩纷呈，美轮美奂。

也许正因为王蒙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，一位文化界的领袖，对文学才有上述这番独特的认知。当谈到时下文坛热议的诺贝尔文学奖时，王蒙先生认为，一个国家的作家主要对其本国的读者负责，至于诺贝尔奖，最好听其自然。如果能得到它，当然是名利双收的好事，但诺贝尔奖不是国际奥林匹克，它本身不是一种追求。再说，文学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，有语言的、还有社会意识形态的，中国文学要想与世界接轨，还需要一个过程，中国作家大可不必特别在意。王蒙先生还说，他一贯主张得奖有两种情形，一是靠这个奖为作家本人争光，这是对本奖项公信力的透支，这样即使得了也仅是对作家本人有好处，对奖项本身毫无意义；另一种是得奖者为这个奖增了光，这个作家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，他有极大的感召力，若不把这个奖授予他，就是这个奖本身的一大缺憾。因此，我们切不可抱有期盼和钻营的心情，一定要首先经营好自己的作品，把真东西拿出来，用作品说话。

针对当前通俗小说主导读者、严肃小说一蹶不振的文坛窘况。王蒙先生说，就他掌握的情况，近年作家创作的长篇也不少，但被读者认可的不多。这说明我们的作品和读者的兴趣有差距，也就是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口味。但畅销的书有好也有坏，不畅销的也有坏有好。畅销书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，有些作家对此很矜持，西方有的作家就一再声明自己不是畅销书作者，因为畅销的往往就是时尚的、经不起时间考验的，时间一长就成了废纸一堆。但也有例外，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少佳作就既是畅销书也是长畅书，虽然时间很久远了，但一直有广大的读者，一直有旺盛的文学生命力。比如山西“山药蛋派”的一些经典作品。

说起山西的文学创作，王蒙先生认为，山西作为一个文学大省，又有厚重的文化底韵，还有赵树理这面大旗，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。老一辈有马烽、西戎、孙谦、胡正等一批扎扎实实的作家，在写农村题材方面取得了不朽的成就。现在的张平、李锐、成一等，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，他们很多人的作品都看过。最近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蒋韵女士他也认识，王蒙先生还一再表示歉意，因为自己年龄和视力的限制，还没有读过蒋韵近期的作品，但将来一定找机会补上这一缺。王蒙先生还对山西的作家寄予厚望，希望在新的一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

临近采访结束时，王蒙先生还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提出忠告。他说，他坚信“生活是第一性，文学是第二性的”。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从文学中得到对生活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。“所以我希望文学爱好者多读书、多写作，但首先要好好地生活。”借此，我们也希望王蒙先生以他丰富的生活和不竭的文思，为读者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，并祝愿他文学的生命之树常青。